本文节选自«特殊教育领域循证实践的批判性反思——以自闭症教育干预领域为例»，原文献发表于«中国特殊教育»2017年第4期，作者为邓猛和颜廷睿。

我的观点在最后~

近些年以来，脱胎于询证医学的循证实践不仅横扫整个医学及健康保健等领域，而且以势不可挡之势逆袭社会科学。

一批又一批的在西方接受教育或者访问的中国学者，及部分在美国体制下获得应用行为分析师资质的专业人员，以美式的话语及运作方式，将各种循证技术原封不动地搬运到中国来(也可能路上撒落不少)，成功地垄断了专业话语体系，以先进理论布道者之姿居高临下俯视本土特教耕耘者。

但循证实践并非解决特殊儿童教育干预问题的“灵丹妙药”。

我们需要思考：

循证实践由谁来证?

谁的证?

证在哪?

哪里证?

循证实践根植于科学实证主义方法论，通过精密的观察、测量揭示某种预想(假设)的因果关系，获得可以推而广之的解释与预测。

自闭症教育干预领域循证实践，体现了科学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特别是实验科学）的信仰与推崇，也造就了循证实践自身的各种困境。

1.循证实践中科学主义与质化研究范式的冲突

循证研究关注在实验状态下可以量化的效果，忽视自闭症儿童在自然情境下教育干预“质”的发展。

这种方式专注于易测量的行为操作层面的短期发展目标，忽视了心理与社会层面的长期发展目标；

专注于儿童行为问题本身，忽视了行为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含义。

2.循证实践中有限个案与推而广之的矛盾

在实证主义框架下，实验的可重复性是科学知识客观性的有效保障。

然而，“实验必须是可重复的”在教育领域中是不可行的。

因为我们面对的儿童及他们所处的特定情境，所发生的行为与事件往往是不可复制的。

而且，自闭症儿童教育干预的循证实践仅依靠少数几个实验得出，其结果难以应用到更广阔的范围。

首先，实施教育干预研究的专业人员并不具备代表性，他们多来自医学、行为科学、心理及康复背景的专业人员，教育研究者及实践者所占比重甚少，话语权不足。

第二，循证实践通过一系列限制性的排斥标准确保了研究的内在效度，其实验对象数量极其有限，且经过严密挑选，代表性严重不足。

第三，单一被试实验尽量在理想的、控制下的环境中进行教育干预的实践，而非自闭症儿童的日常教育和生活环境。

3.循证实践“价值无涉”与教育中人文关怀的冲突

循证实践的所遵循的技术主义路线“表面上看起来很完美”，似乎整个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都能各司其职、各尽其能。

但循证实践在事实上变成了机械而冰冷的医学处理，所有的人，包括研究者、教育者、自闭症儿童及相关管理者全部变成了科学运转的教育体系里的螺丝钉。

教师不再是一个有着专业智慧的个体，而是一个行为训练者与操作者;

教学再也不是富于创造性的艺术，而是精确固定的程序与标准化操作。

教师的自主性和主观能动性成了多余的累赘，甚至成为不忠诚于循证实践而导致方法无效的“替罪羊”。

循证实践事实上消解了教育的人文意蕴，违背了特殊教育中最基本的以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精神。

1.以循证实践代替最佳实践，窄化了自闭症教育干预知识的来源

循证实践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循证实践等同于最佳实践吗?

循证实践追求有效性，最佳实践追求的是高质量。

基于教学实践与教师个人风格形成的经验性知识构成了“最佳实践方式”的基础。

这里面有许多教育干预方法与策略没有经过科学研究的检验与考核，但却很好地经受住了现实课堂中真实教学实践的检验。

2.从研究到实践:自闭症儿童循证“实践化”的困境

教育实践者并不能总是按照研究者所设计好的教育与干预方法中的程序来操作，更重要的是，实践环境总是丰富多彩而多变的。

因此，实验情境中取得成功的循证实践在迁移到真实生活时会遇到各种困难。

3.康复训练与教学艺术之间的冲突

任何一个自闭症学生所存在的问题都具有很强的复杂性，往往是一系列的问题相互诱导形成的。

而自闭症儿童的循证实践往往针对某一个方面进行干预与训练，将整体的儿童解构为一个个问题与缺陷因素进行专门性的治疗与训练，甚至将学生本来已经掌握的完整技能肢解成碎片。

这种方式重程序、轻情景，重分解、轻整合，忽略了学生德智体美劳、知情意行等方面的全面发展。

迄今为止，人类事实上对自闭症知之甚少，但这并不妨碍该领域中出现权威的专业组织。

NAC以及NPDC显然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制定了循证实践的“黄金标准”。

问题是：

特殊教育中真的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

西方的知识体系能跨越文化的樊篱进而解决中国的问题?

西方的循证实践固然能够为我国自闭症儿童教育干预提供新的技术，但在缺少反思、批判、扬弃的情形下，容易滋生专业霸权与话语垄断。

总的来看，循证干预技术当为我们运用，但却不可神圣化;

专业的、生态的、整合的支持或许对儿童更为重要。

首先，我们要系统总结新中国以来的特殊教育实践，归纳我们自己已有的方式与特色。

其次，对西方循证实践方式，应通过本土化研究来验证与发展。

再次，要提倡综合运用质与量的研究方式，探讨特殊教育干预的规律与实践方式。

最后，我国特殊教育专业组织要进一步发挥作用，对各种实践技术进行归纳与认证。

Hello大家好，

我是哇哇老师。

（依米星创始人、BCBA）

作者是体制内的大咖，我当然是不敢叫板的。

更何况这篇文章的大部分观点我认同。

一线老师和大学里的研究者各司其职，行业才能可持续地发展。

不然双方互喷，总是可以找到喷的点；

双方互捧，行业必然停滞不前。

回武汉创业三年，我没有贸然开机构，宣传“华中首位BCBA”，其实也有和作者类似的考量：

用循证实践就能给孩子带来最大的帮助吗？

中国自闭症家庭的困境背后主要是干预技术的缺乏吗？

把干预的费用拿来打点社区/学校的人，是否更有利于孩子的融合？

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也是我想要推广“动态教养”的原因。

有时候，干预方法的对错、家长的观念对错没有那么绝对。

我认为，一个家庭选择的康复途径，一定是要动态地去考量的。

结合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家长的认知、家庭的结构、当地的政策执行力度、附近机构的服务水平、社区的人文环境等。

说白了，如果家长突然彩票中了5000万，那么这个孩子的IEP也肯定要调整的。

那么对于上面三个问题，你有什么想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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